鸡蛋并非什么稀罕物，但凡农家，鸡窝里总能见到那圆滚滚的东西。清晨，或者带着清晨气息的时候，只要看见母鸡红着脸带着骄傲神色，咯咯地朝你邀功走来，她的窝里准是留着沾着细碎绒毛、带着淡淡体温的鸡蛋。

然而在我的人生旅程中，究竟是什么时候见的鸡蛋，什么时候吃的鸡蛋，全然了无记忆。似乎温凉的记忆是从那丢失的半个鸡蛋才开始全面觉醒的。

五岁那年，我的父亲去世，家便从富有坠入贫困，我从单纯瞬间变得敏感了。

父亲的战友，被我拜称“保保”的那个男人，疼爱我，似乎超过了他自己的孩子。他摸着我的头：“儿子，以后我养你，给你盖瓦房，娶媳妇。”还说我和媳妇以后都叫他爹，家境好了再给他家挑水打谷。

七岁那年，去“保保”家为他祝寿。沿路是冰天雪地，风使劲地刮，雪叫劲地飘，母亲时而抱我，时而牵我，总不肯松手，生怕儿子被风雪刮走覆盖。可我脑子一路都在憧憬，到“保保”家就好了，那里有“保保”温热的怀抱，还有温热的饭菜。中午的寿宴是热闹的，人山人海，“保保”来不及给我拥抱，我也来不及祝寿。晚上，我睡在邻居家里，盖着一个补丁接着一个补丁的被子，半夜，我被冷醒，随后摇摇身边似乎没睡的母亲，“妈妈，我梦见爸爸了，爸爸说蛋香，什么是蛋香呀？”母亲轻轻地叹息了一声，转过身去。忽然我又问自己，为什么“保保”不让我睡他家里，不是说，爸爸走了，我是他儿子吗？雪风穿过破竹泥墙紧贴我脸面，附着耳朵低吟，时而又拍打窗棂，发出簌簌声响。

冬季的寒冷不分亲疏。偏巧一年后又是冬天，母亲送我去舅舅家。路上一边走，一边叮嘱。母亲是快送到舅舅家才往回赶的，临别时一走一回头，似乎还在擦泪。舅舅在院子外来接我，抱着我就哭。舅舅舅妈热情极了，一来是亲外甥，二来是失去父亲的孩子——可怜。舅舅舅妈用上了迎接稀客甚至贵宾的礼节待我。晚上，昏黄的煤油灯下，灶堂的热火煮熟了白米干饭，还有一个炕蛋以及一小碗面。舅舅一家人围坐在我身边看着我，看着我吃，看着我一筷一口地吃。我一边吃一边想，还是舅舅待我好，那鸡蛋就和着我小小的心思慢慢地被咀嚼。鸡蛋在碗里被反复留恋，咬上一小口后总会端放在米饭上中央，然后狠狠地刨一大口米饭，闪露的蛋黄在灯光的映照下泛着黄亮的光。还剩一半，可碗里的饭却快没了，舅妈急忙起身，“嗖”地夺过我的碗，端着我的碗要去给我舀饭。我顺着舅妈的背影，伴着昏黄的煤油灯光，直望过厨房，灶边。饭来了，面上没有了我那半个鸡蛋，我赶紧寻，寻遍了，连碗底也造翻了，反复折腾了半天还是见不到我那半个鸡蛋了，我的鸡蛋没有了。我嚎啕大哭，一边哭，一边冲进暮色，望着家的方向。舅舅不明就里，一边追，一边唤，一边问：“甥男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啊？”我知道我丢失的那半个鸡蛋被舅妈吃了，可我又哪能告诉舅舅，我的半个鸡蛋的去向啊。

岁月在我丢失鸡蛋的敏感中流过。大三时，一部电影《人生》被我反复看了几次，刘巧珍被我深深地烙进灵魂。那年暑假，我被刘巧珍似的姑娘魂摄。顾不上烈日，闯入她家门。可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她慈爱的母亲盛情地接待我，她近九十的慈祥的婆婆也在旁不停地叨念孙女的好。一会儿工夫，她妈妈就盛了一碗醪糟鸡蛋汤，端正地放在桌上，让我吃。碗里，三个鸡蛋，异常醒目，鸡蛋在醪糟的托浮下珍珠般晶莹纯白，在萦回的香气中眼睁睁地看着我。手指触摸着碗沿的余温，在醪糟与蛋香的氤氲中，我心总是七上八下，似乎有她九十岁婆婆的热望，她母亲的殷勤，姑娘她的寄托。后来，每次去她家，她母亲总是先煮一碗醪糟鸡蛋汤，碗里总是三个鸡蛋，总是蛋的浓香。不知是不是冥冥中，她知道我童年的苦景以及我敏感的心灵，抑或是她的期望与祝福。但我又常想，为什么不煮两个呀，偏偏要煮三个。不然，也许，人的命运或许就彻底改变了吧。

鸡蛋的温情带动了我的嗜好。后来生活好了，每天早晨起床后，我总要先煮鸡蛋吃，似乎总想弥补过去的酸辛，或者尝尽鸡蛋所蕴藏的人生状味。

在疯狂奋斗的岁月，每天两个鸡蛋，雷也打不动。可连续多年吃鸡蛋的功效，终于在一天爆发了。医生指着彩超告诉我，你的胆囊有息肉，很多。后来，手术室的灯灭了，胆囊没有了。我躺在病床上，望着窗外变幻的云朵，庆幸息肉并未恶变，忽觉有些东西拥有太多也未必是好事，又忽尔想起舅舅家的煤油灯，想起醪糟汤里的热情的鸡蛋，想起每天两个鸡蛋奋斗的日子。总觉得，人生，事业，世态，似乎真的是芥子藏须弥。

几十年过去，清代郑燮诗句“蛋壳乾坤，丸泥世界”，今天更觉真真切切。那些藏在鸡蛋里的暖与凉，念与疼，富有与贫瘠，不就是人这倏忽而过一辈子么？

(作者单位：重庆鲁能巴蜀中学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