表妹夫竟还养着八头水牛！如今，我的家乡，这个全国最大肉牛基地的十里八乡内，怕是独一家了。

那天，我问表妹夫，如今家家都养长膘肉的黄牛，你何苦独守着这耗时耗料的水牛？

他蹲在牛栏边，眯着眼看那悠然反刍的牛群，淡淡地回我一句：“我家祖辈以来都养它们。水牛只吃草，以前还能犁出一家人糊口的指望呢。”

话音落处，一头牛颈下悬着的铜铃，被它摆拨出几声寥落的清响。这寥落的铃声，像一把钥匙，猝不及防捅开了我那尘封已久的记忆。

我生长的家乡包鸾坝，是一个被青山环抱的山间盆地，方圆十里，水田连绵坝上，自古是丰都的米仓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前，包鸾坝还有部分烂泡田，泥脚深得能淹没人的整个下半身，黏稠而深沉的田壤，唯有水牛那宽厚如船的身躯，沉重如山的力道，才能犁开一片春华秋实。那时的家乡，是一片被水牛脊背驮起的乡土。

我的大多数童年和整个少年，都与一头大水牯牛紧紧系在一起的。它是我们生产队唯一能耕深泥脚田的水牛，也算是大家的宝贝。

它的体形比一般水牛硕大健壮，皮毛被我家养得油光水滑。最慑人的是，它那对粗大而光亮的犄角，呈外翻的圆弧，透着原始的、令人心折的彪悍。

但它的脾性，却与外貌全然相反，出奇的温良。我五岁便开始照养它，那时，家乡的田埂和河滩都被种满庄稼，放牧得去三五里外的大山上。我人小腿短，走路是赶不上它的，于是它的背，便成了我移动的童年。

骑牛上坡、下坡，是岁月教给我的独门技艺。上坡时，我顺骑着，身子紧贴着它温热的脊梁，有时甚至能感受到它皮肤下波浪澎湃的脉动。下坡路陡，我调转身子反向骑坐，用手攥住它的尾巴根，任凭风呼雨滴，恰是稳坐钓鱼船。日子久了，我们仿佛达成默契：清晨，我在牛棚里解开它的牵绳，说声出门了，或是黄昏时，喊一句回家了，即使它昂起高头时也会立即顺从地低下来，我便踩着它那布满旋毛的宽阔额头，手脚并用，从它的颈项滑溜到背上去。

它有时也像我年少一样地淘气。遇有大石块的路面，它会拐脚踏坏路边几垄包谷，偶尔会趁我不注意，迅速地捞一口路旁邻里家的白菜，或是队集体的几株秧苗。

村里人看见了，多半只是远远地笑骂一声：“看嘛，又是忠勇那娃搞的个！”那语气里，有几分无奈，更有几分对我和水牛的宽宥。这份宽宥，大约就是来自大水牛为这片土地的无私付出。

那条放牧的路途，现在想来，竟是我一生中最安稳的航行。

然而，所有的航程都有终点。在我放养十年后的一个冬日傍晚，我看见父亲正守着火炉，熬着一罐气味刺鼻的中草药。他说，牛怕是不行了。我随父亲端着药汤进棚，它卧在地上，听见我们的声音，挣扎着想要站起，后蹄努力蹬地，身体不断前躬，试了几次，终又沉重地倒下。就在那时，我看见，一串浑浊的泪水，从它那双红肿的眼眶里汩汩地流了出来，淌过满是皱纹的脸颊。那眼神，我至今记忆犹新无法忘怀，那不是动物的茫然，而是浸满着悲凉的通透，仿佛一位行将就木的老者，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命运的终局。

第二天下午放学回家，院子里集中了全队的男女老少，有的围着两块巨大的尚在滴血的鲜肉，有的围着一口冒着香气的大铁锅，他们讨论着这牛肉和下水如何才能公平分配，队长和几个年长的男人，则站在一旁，摩挲那张刚刚剥下的宽大、厚实的牛皮，盘算着能卖怎样的价钱。

怔在门口，隔壁的郎二嫂喊一句：“忠勇，你娃没得牛照了喔！”

我脑子里嗡的一声，热血上涌，哭音嘶吼：“哪个杀了我的牛？”

父亲慌忙将我抱住。我的愤怒与悲伤，在那一片即将因有肉吃而感到无比欢愉的人群里，显得突兀和可笑，引得众人一阵哄堂大笑。那哄笑，像烧红的针深深扎在我心上。那一幕，刻骨铭心。

后来，父亲又买过一头水牛来喂，那时我在外读书，与那头水牛终究是生疏的。

再后来，小型农机开进田间地头，那需要水牛才能耕作的深泥脚田，渐渐成了过去。

在表妹夫的牛栏前，我听着那叮当的铃声，恍如隔世。这铃声，曾响彻包鸾坝的每一个清晨与黄昏，如同这片土地的呼吸与心跳。

现在，我还常在梦里见到这样的画面：我的大水牛，它温顺地低着头，我踩着它的额角，爬上它宽厚的背，然后，一步一步，稳稳当当地随着清脆的牛铃声，走向未来的时光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、重庆市作协全委会委员、丰都县文联副主席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