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合川老城区北的苏家街到花滩新城，如步行有两条路可走，一是滨江路，开阔敞亮，风景宜人；另一条是杨柳街，有些陈旧，稍显狭窄。可我，总爱选择走杨柳街。

记忆里，几十年前的杨柳街比眼前这条街还要陈旧得多。街边的民房是清一色的平房，小青瓦木板墙。街上的门面若是打烊了，用一块块木板在木槽里拼装上去，早上开门再卸下来。

合川是嘉陵江、渠江和涪江汇合地。那些年，江上有很多木船做运输或打渔。上世纪五十年代，母亲从重庆调到合川，为水上的船民子女筹办一所小学，名为合川港子弟小学校（简称“港小”）。我是两岁时随母亲来到合川港子弟小学校，居住在纯阳山下的教师家属院。院子沿着一条叫做正义巷的巷子下行，外面就是杨柳街。

杨柳街的下面有一座很大的防洪堤坝。传说，杨柳街的得名是源于堤坝上的杨柳。据记载，沿嘉陵江而建的杨柳街形成于明朝年间。三百多年前只是一排临江而建的吊脚楼，随时都可能被洪水冲塌。有一位名叫胡士赏的贤达，为保护民众的安全，在明崇祯四年（1631年），发起集资修建了一道坚固的防洪堤，当地人称之为“胡公堤”。为保护胡公堤，人们在堤坝上栽种了很多杨柳树。街上的居民们纷纷效仿，在自家的吊脚楼下种上了杨柳树。后来，人们就把这条有很多杨柳树的街称之为了“杨柳街”。

可惜童年和少年的记忆中，我从来没有在杨柳街见到一棵杨柳树，只有无处不在的烟火气。那些年里，北门粮站总是排着买米人的长长队伍，朱家巷菜市场的喧闹，大巷子水站前挑水的居民大大的水桶，还有那家家户户小青瓦房子上袅袅飘荡的炊烟，构成了我儿时记忆的整个画面。

我的小学是在杨柳街边的港小读的，班主任和语文老师是我的母亲。每当放学的铃铛一响，几分钟我就回到了家里。因为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，母亲和哥哥姐姐总是对我宠爱有加。童年，我很期盼的一件事，是放学了，可以在校门口等着在附近高石坎民中读初中的哥哥正平背我回家。还有，母亲给我们做荤少素多的火锅。我喜欢一家人围着小小的煤炉吃火锅，任窗外有凛冽的寒风拍打着纸糊的窗户。家务活是没有的，姐姐正霞洗衣服，小哥书航买菜，我无事可做，最多的时间都是和街坊邻居的小伙伴玩耍。杨柳街每个角落几乎都留有我童年的脚步。

从瑞映巷上去，是我初中的母校合七中，往纯阳山过去是我读中师的合川师范学校。

参加工作了，我也是从杨柳街出发，沿嘉陵江逆行去山区里教书。记得是1978年国庆节那天，我站在一艘靠柴油机驱动的小火轮船头，再一次回望从小依偎的杨柳街，禁不住泪如泉涌。

后来，我结婚了，小哥书航为我们安排的五桌婚宴，是在杨柳街壶圆饭店，那些年能在那一家饭店设宴，还是很排场的。

1986年，我有幸获得了一次足以改变命运的考试机会，参加重庆教育学院在合川对在职教师的招考。儿子的出生与我的考前准备时间完全重合，一面要守候着儿子的出生，一面要紧张地复习，有时坐在小凳子上看着书就睡着了，地处杨柳街的合川妇幼保健站的护士，几次为我捡起书来，向我投以异样的目光。儿子顺利出生了，我也考上了，多不容易啊！几百名在职语文教师，经过两轮的考试，最终教育学院中文系只录取了两人。

福至祸所伏。我的母亲离世，也是在杨柳街街头——当时的合川中医院。那是一个上午，小哥书航给我打电话，说母亲生病了，让我马上回来。待我赶回杨柳街时，毕业于西南人民革命大学，土改时挎着手枪纵横驰骋，而后来当了一辈子小学教师的母亲，已经奄奄一息了。昏迷中的母亲说不出话来，她应该是知道我回来了，眼睛没有睁开，但我分明感受到她的手使劲地握了一下我的手。一会儿，母亲就在我的怀抱里平静地离开了这个让她感慨万千的世界。

杨柳街啊杨柳街，你承载着我多少的悲欢离合？当春风拂过肩头，我分不清是风在动，还是岁月在回头。

（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