◎石静

父亲走了七年了，每逢清明，我都要从垫江县城出发，回界尺老家去收拾一下他留下的那些旧物。

所谓的收拾，其实就是擦擦灰，再望着这些旧物发发呆，让思念塞满脑海。父亲留下的那些旧物中，我最难忘的还是那支烟斗。

父亲生病住院期间，大姐特意嘱咐我带上烟斗——那是二姐生前从广东寄回来的，白瓷面上刻着牡丹花。年月久了，花纹有些模糊，烟斗却被他摸得油亮。

“您不是戒烟了吗？”我赶到医院，明知故问。

父亲没接话，只把烟斗攥在手里。过了一会儿，轻轻回答：“要是那时候医疗条件好一点，你二姐可能就不会走。”

我喉咙一紧，想起了从前。父亲早年用的是竹烟秆，是自己从屋后砍根竹子削成的。他将竹子的顶端锯下大拇指粗的一截，细的一头做烟嘴。那些年日子紧，父亲的话少，活多，常常天不亮下地，天黑透才回来。到了收成时节，父亲总爱蹲在土坝边眉头紧锁，有时钻进庄稼地里，淡青色的烟雾便一圈一圈飘出来。我那时小，不懂父亲在愁什么。现在回想，父亲大概在算——这一季的收成，够不够交我们三姊妹的学费。

我上学前班那年，大姐上初二，二姐上小学五年级。三姊妹的学费加起来不到一百块钱，家里却拿不出来。粮食除了留口粮和交公粮，都背到集市上去卖。父亲和母亲天不亮就上坡劳作，留下我们姊妹仨。大姐负责做饭，二姐负责切猪草、照顾我，大姐匆匆扒几口饭就赶去学校，二姐却常常为了照顾我而迟到。到了晚上，昏暗的煤油灯下，二姐的作业本上满是红叉，有时还写着——请家长严厉监督，不要再迟到！灯影里，看到老师留言的父亲，脸沉了下来，举起烟杆向二姐的脑门敲去——轻轻一碰，便闪开了。后来，二姐辍了学，执意要跟着村里人去广东打工，父亲拿着烟杆吼，也没有拦住。

半年后的一天，父亲从邮局取回一个包裹，里面是一支白瓷烟斗，上面雕刻着牡丹花。父亲双手捧着牡丹花烟斗，目光久久落在上面，直朝母亲连声喊：“二女给我寄烟斗了！二女给我寄烟斗了！”父亲激动的脸上，眼圈慢慢红了。从此，这支雕刻牡丹花的烟斗，就成了父亲随身携带的宝贝。

我读初二那年，家里接到二姐病危的急电。父亲取出全部存款，揣上牡丹花烟斗，和大姐连夜赶往广东，可还是晚了一步。二姐得了急性肠炎，没能及时医治，病情突然加重，如花一样年纪的人儿，就这样突然没了。从那以后，父亲愈发少言寡语，整日握着二姐买的牡丹花烟斗，嘴里总在呢喃：“一个小病，怎么就治不好呢……”

后来，我考上卫校，参加了工作。父亲的咳嗽越来越重，在我一遍遍劝说下，他终于戒了烟。可戒了烟，父亲依旧随身带着二姐给他买的牡丹花烟斗，还时常语重心长地叮嘱我：“学医是人命关天的事，来不得半点马虎……”

每当这时，我知道，父亲又在想二姐。父亲住院的那些日子，每天都要拿出牡丹花烟斗，小心抚摸着，眼里裹着化不开的哀伤和思念。

父亲走后，那支牡丹花烟斗留了下来。我把它收在柜子里，偶尔拿出来端详。白色的瓷面已不如从前光亮，可摸上去依旧光滑——那是父亲的手一遍一遍磨出来的。

窗外有阳光斜照进来。我拿起烟斗，学着父亲的样子慢慢抚摸。指尖轻轻划过模糊不清的牡丹花刻纹，仿佛触到了父亲掌心的温度，仿佛看到了如花一样的二姐……

（作者系重庆市垫江县作家协会副秘书长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