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罗光毅

黄房子是一栋装满我人生经历的大杂院。它藏在母城渝中十八梯下面响水桥街的一个拐弯里，从街上走过是看不见的，得拐个弯，再走几步，才能走进这栋房子，看见大杂院里普通人家的普通生活。

这栋房子是二楼一底，穿斗和砖混在一起，老旧得很。墙面破损，灰扑扑的，但隐隐约约还能看出一点淡黄。因为这黄色，街坊邻居就叫它黄房子。我在这里出生，在这里长大，住了将近四十年。

现在，每次从响水桥街上走过，我都要在那个拐弯处站一站。黄房子已经不在了，老邻居们也四散而去，少有联系。可那个拐弯处还在，仿佛只要拐过去，就能看见那栋灰扑扑的黄房子，听见里面沸腾的生活。

我的零散记忆里，总会跳出一些黄房子里鲜活的生活画面。

通往二楼的楼梯下面，有个狭小空间，三楼的张妈妈在那里摆了一架纺线车。每天做完家务，她就坐在那里纺石棉线——这是接的外加工活，挣点钱补贴家用。石棉绒雪白雪白的，在她摇转的纺车里被拧成一锭一锭的石棉线。细碎的石棉飞絮飘起来，落在纺车上，落满张妈妈的衣襟，把她的眉毛和眼帘都染得银白。小时候我常蹲在旁边看，觉得张妈妈像个雪人，那双眼睛特别安静。她纺线时从不说话，就那么盯着石棉绒在指尖拧成线，一圈一圈的，像是要把日子也纺进去。

底楼的华妈妈是湖南人，很有亲和力。大杂院里进进出出的人都得从她家门口经过，她总是微笑着打招呼，提醒出门的邻居别忘带东西。谁家有什么亲戚，她也记得清清楚楚。要是谁家来了客人刚好主人不在，她会热情地招呼人家进屋坐，递上茶水，直到那家有人回来。全院子的人都喜欢华妈妈。几十年里，我没见她有什么嗜好，就记得她喜欢喝茶。三餐之余，总捧着茶杯。她喝茶有个习惯：茶水喝淡了，淡得不能再冲水时，就用指尖把茶叶一点一点挑出来，放进嘴里慢慢咀嚼。我那时不懂，觉得茶叶苦得很。华妈妈说，好东西都在后头，淡了才嚼得出味道。这话我记了很多年。

楼上张伯伯是我父亲的老同事，性格刚烈。隔三岔五，不是在我家就是在他家，两个人总要喝上几杯小酒，聊聊琐事。张伯伯习武，练了一身好气功。有时喝到兴头上，他就当场表演：马步一蹲，气运丹田，拎起长条凳往头上猛然一扣，“咔嚓”一声，凳子断成两截。我们看得目瞪口呆，他却拍拍手，端起酒杯说，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父亲就笑，说他又来这一套。可下一次，张伯伯照样表演，我们照样目瞪口呆。记忆里，我家的长条凳折在他手里的总有十根八根的。

我家住二楼，隔壁有个大我几岁的姐姐，人长得漂亮，声音也好听，唱起歌来跟收音机里流淌出来的一样。样板戏流行后，她就喜欢上了唱戏。从《红灯记》里李铁梅唱“都有一颗红亮的心”到《沙家浜》里阿庆嫂唱和敌人“斗智”，都是她喜欢的曲目。每天只要听见“奶奶你听我说”的声音响起来，一曲接一曲的样板戏就开唱了。那声音从她家门口和窗户飘出来，在大杂院里回荡。楼上楼下的邻居，闲聊的停了闲聊，说先听听戏；连院外的街坊也听入迷了。隔壁姐姐不仅在家里唱，还把戏唱上了大舞台。

在黄房子里，我还有一位忘年交——温叔。他也是父亲以前的同事，喜欢音乐，很有文化修养。因共同爱好，我们经常一起欣赏古典音乐。收录机刚进入百姓家庭时，原声带稀少又昂贵。我们便发明了自己的办法：借到贝多芬或莫扎特的原声带，用空白磁带复制。那时的收录机都是单卡，复制时一台播放，另一台在旁边录制。我们关紧门窗，屏住呼吸，生怕一点声响影响效果。即便如此，意外也难免。一次，《命运交响曲》录到最关键处，楼下突然传来收废品的吆喝；又一次，《月光奏鸣曲》录到最静谧的段落，邻家孩子哭闹起来。辛苦努力功亏一篑，我们只能相视苦笑，倒带，重来。

有些翻录的磁带里带着杂音，那是因为原声带到了归还时间，来不及重录。可正是这些带着室外杂音的磁带，反而成了我们最珍惜的——比任何买来的原版都宝贵。那些杂音里有收废品的吆喝、孩子的哭闹、远处的汽车喇叭、窗外的风雨声。现在听来，都是那个年代的声响，是黄房子的声响，是再也回不去的声响。

黄房子不在了，老邻居们也各居一方。可我知道，有些东西是还在的。每当我从响水桥走过，在那个拐弯处站一站，仿佛就能听见华妈妈亲和的招呼，听见隔壁姐姐的歌声，听见张伯伯折断长条凳的“咔嚓”声，听见温叔说“倒带，重来”，听见石棉飞絮在空气中轻轻飘落的声音。

黄房子不在了。黄房子又还在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