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们这儿的路是田字格，条条都是横平竖直，不管走到哪，都是回家的路。”

这是小时候，姥姥经常对我说的话。

我是姥姥带大的。姥姥先后带大了两个孩子：我母亲，然后是我。我们两代人是牵着姥姥的手一路长大的。

姥姥在机车厂工作，她总是天不亮就起个大早，将擦得锃亮的自行车在清晨的暖雾中蹬起来，朝着天边那轮滚烫的、初升的红日奔过去。

后来，我母亲在改革开放的热潮里出生了，母亲的童年是热扑扑的、骑在姥姥的自行车尾座上的，姥姥每早都蹬着那辆自行车，把小小的女儿安顿在尾座上，顺着去机车厂的路先把她送到幼儿园，又匆匆追着时间的步子赶到单位工作。

机车厂被一座高高的立交桥切成两半——这头是工作，那头是生活。姥姥白天在厂区工作，日头偏西了，便蹬着她那辆“二八”式自行车，朝着夕阳落山的方向骑回家属区的大院里去。那时候家家户户手心儿里都攒着一小叠粮票，靠着这一张张彩色的纸票，换来了平凡的一日三餐，换来了一家老小柴米油盐的圆满。

姥姥下班后，总是先拐去粮店换了米面来，把那一包包沉甸甸的、装着日子的口袋撂在自行车头的铁筐上，又塞进她洗得发白却又整洁如新的棉布挎包里。姥姥满载一车三口之家的安稳回家了，大院的夜，留给姥姥的是做了好菜又有家人相伴的时光，是煮在大米里随时间胀大的、丰盈的幸福。

儿时的我打出生起体质就不大好，一年四季身上都总挂着些病气，所以姥姥便日日拿了药方来为我熬上中药，长此以往，家里便总是浸润着那股子草木的苦清了。姥姥的手掌间，不同的药材被挨个挨个搁在她热乎的拳心：“来，我教你认。这树干一般的是葛根，花瓣儿样的是黄芪；一颗颗小而白的是莲子，像茶叶的是茴香；卷的是肉桂，长的是秦皮，白的是苡仁，棕的是决明子……至于这冬青子，像不像小小的瞳仁？”从此，这些个诗般好听的名儿，就此在我的记忆里安安稳稳地住下了。

奈何我实在喝不下那又辛又苦的中药，姥姥想了个法子——她每早去菜市买菜，总不忘给我捎上两个新鲜出笼的甜花卷回来。那花卷是老式面点的样式，白胖的卷子中间上了色，带点儿粉红的“花心”，面上还冒着点刚从蒸汽里沁出来的水珠，静静卧在搪瓷盘子上，各般颜色都在那缓缓升腾的温煦中融成一片，好一幅色香味俱全的图画。姥姥将花卷细细掰成小块，待我蹙着眉端起中药一饮而尽，她便递过一瓣来，我忙送入口中，那一点轻微的回甜立刻在舌尖上柔柔地漫开，刚才那股子缠人的苦就这样三两下被咽到肚中，不知哪里去了。姥姥只用了这样一个法子，便把我畏苦的胆怯打消了。

姥姥习得一手好厨艺，一年四季，在小小的厨房里烹出了一碗又一碗我童年记忆里的家常珍馐。在她的这么多拿手菜当中，有那么一道最是稀疏而平常，却最是长大后每每让我惦念的。譬如，她手底下平常又不简单的那一碗——番茄鸡蛋汤面。我生病的时候，连带着整张嘴也没劲儿使，姥姥就抓上一两扁长扁长的“韭菜叶子”面，用小火慢悠悠浆上五分多钟，连带着提前切好的番茄丁直煮到面条软烂，汤汁稠稠地全裹着黏腻的蛋花。姥姥把面端过来，热蓬蓬的，待到我一整碗连汤带面都吃干净，人便也心满意足，在满肚的妥帖与幸福中，夹杂着那抹小病未愈的倦意晕晕睡去了。

我有个坏毛病——打小就不喜欢体育锻炼，生了小病更是连门都不愿出半步。姥姥便总哄我说外面有不少好吃的好玩的，逗着笑着，牵着我走出了家门。

记得有一次，姥姥又哄我出门。感觉已经走了好远的路，秋天的下午怎么这么长？我想知道哪儿才能走回家去，问姥姥，她只是若有所思地含着笑：“我们这儿的路是田字格，条条都是横平竖直，不管走到哪，都是回家的路。”我牵着姥姥的手，低着头冲着地上看，一大一小两个身影被这黄昏的日光拉扯着，愈走愈长。

我想，姥姥这一生，她一定走过很多段路，或许是她一个人扛着锄头走在乡野的田埂间；或许是她背着挎包走在城市的马路上；或许是她骑车，背后坐着我母亲，走在厂房的缝隙里；又或许是像现在这样牵着我，走在回家的小道上。我手里紧紧攥着一片破了洞的落叶，不知是那叶的缝隙太窄，还是那时的我实在童真，我只觉得在姥姥面前我始终都是那样小小的我——家就在身后的、无忧无虑的小小的我。

童年的日子，是令人缅怀的没有顾虑的悠闲，因此儿时的午后总是很长，中午、下午、晚上，被姥姥起锅开火的几个瞬间清晰地分开来。直到有一个下午——其实与往常没有任何不同，我吃完那碗番茄鸡蛋面后照例又打了个盹，再醒来时，姥姥家那个长长的带着饭香味儿的梦，就这样不知不觉地离我渐远了。

小学毕业后，我搬出了姥姥家。从此家中也再没有那股我既厌倦又再亲切不过的草药味了——几年之后，人们早已不需要花上一个上午才能煎好一杯中药，中医馆里自然会代劳。他们拿一个小袋子，把那些我叫得出名字的葛根、黄芪、莲子、茴香……那些在黑木抽屉里被人遗忘的、渐渐老去的草木们统统煮进去。长大后再喝中药，总回头去笑儿时的自己，这药哪有小时候觉着那般苦呢？后来才想明白，不是药不苦，也不是人长大了不怕苦，是中医馆把药汁熬得太透了，温吞下去没什么滋味，失去了喝药的实感，也失去了病中人等待被治愈的盼头，哪有姥姥熬的纯粹。

我还是偏爱那碗番茄鸡蛋面，高中放学后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，就看见桌子上母亲早已备好了热气腾腾的那一碗。我老觉着这一筷子夹下去捞上来似乎是年月的线头，使我总缠在里头绕不清，不明白坐在桌前的是那个无忧的孩童，还是这个要强的少年。这是一种太过于熟悉的幸福了，像是母亲怕我忘了吃药，备好各式各样的胶囊冲剂，清楚地拿纸条工整写下：什么药？一天几次？几时吃？吃多少？将药与纸条一并用小口袋装好搁在我包里，我掏出来照着上头念:“感冒药——一天三次——饭后——一次四粒”，也许我喃喃的声音与母亲提笔的字迹在这个时候是应答着的，忆起那段童年时光，又发觉这一包包药剂冲化的热气，与姥姥家久久不散的中药味也应当是遥遥应答着的，使我得以无所忌惮地将胶囊悉数吞下，第二天一看，发现母亲又早已把当天的药量重新备好了——我渐渐觉得，家就是这样的，把勇气与温暖预先放进你的行囊，让你只顾肆意向前长大。

十八岁的夏天，我在家收拾上大学的行李，翻箱倒柜地把家里的药盒子都几近要掏空了，拿在手上一包一包数着那些熟悉的药名“感冒药——一天三次——饭后——一次四粒”，又自己找来便签纸，照着母亲的样子挨个挨个记下来贴在盒面上。突然恍惚——这纸盒子里到底装的是药，还是逝去的时间？启程时，姥姥陪我走了一段，把我从家门口送到街道的拐角就道了别，又坐上母亲的车，在晨光熹微中朝着家乡的远方驶去。这一路上，仿佛触摸到太多岁月，不知道母亲念小学、中学、大学的时候，曾有多少次也像这样坐在姥姥的自行车后座，直到夕阳下山的影子把自己拉得愈发的长，她不再坐在她母亲身后了，她成了车头，而车尾是她的女儿，她的母亲只是站在离岸的码头目送她们远去，就像她的母亲多少年前也曾这样依依惜别她自己。三代人，竟在年岁的交迭中流动成一道相似的剪影，生生不息地，把上一个人的模样带进下一个人的生命里。

我、母亲、姥姥，三代人走在家乡的土地上，姗姗归为一片家乡的落叶。五年、十年、五十年……我清晰地看见年轻的姥姥骑着自行车，她在清晨的光线里飞驰而过，把我母亲诞在晨曦的灿烂中，守着她长大，又看着她带来一个像极了她的、牙牙学语的我。日子就这样平缓而又安稳地流淌，一个人伸出手，另一个人就义无反顾地接下去，祖孙三代，最终在时间的长河中，把幸福与圆满洗涤成家的形状。

忽然记起儿时姥姥说过的话，也许，家乡的路是田字格，就是她额间镌刻的、方方正正的、一道道皱纹的脉络。

我想，无论多远，是向着路——亦是向着时间，循着走，家，永远在身边。